改开以来，国人的思想解放了，思路也活络了，想说的话也可以说了，这的确是一件好事。更难得的是最近十几年中国各种事物层出不穷，为那些写爱总结善于总结的人提供了广阔天地，也是功德无量。比如最近几年流行的几大难，几个不起，就挺有意思。有的还具有前因后果，互相帮衬的效果。比如看病难，甚至连死都死不起，乍一看挺好，死不起就活着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为什么国人死不起，原来是贵。生也无奈死也无奈，的确有点无可奈何。
我今年已经80多岁了，生在旧中国，长在红旗下。文革年代，破四旧，最流行的是移风易俗改造中国。当时谁家里有人去世，全村的人帮助挖一个深坑，将逝者深深埋下，不立坟头。因为这样不影响耕种。1969年，周总理召开北方四省会议，号召建立大寨县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总理讲。大寨能做到的你们为什么做不到？一年不行，两年行不行？四年、五年总该可以了吧？
我县是一个农业大县，从六九年冬开始，平整土地，大造“丰产方”。就是以一百亩地为一个单位面积，将土地平整成能自流灌溉，旱涝保收的高产田，其难度不小。我当时是生产队副队长兼民兵排长，实际也是青年突击队长，这个任务是脱不出去的，于是按照社员大会的安排，先易后难，开始治理。话好说，落实起来极难。我们县地势低洼，我们村也比较典型，村东南西都有大坑，洼地，水沟。而最高点却是原来几大富裕户的坟头，建丰产方只能挖高垫低。经过动员，有主的坟头户可迁葬，也可深埋，然后将高处的土用筐抬，小车拉，填到低处。遇到坟墓，就将尸骨就地深埋。经过两个冬春，将480亩土地都达到自流灌溉的水平。在修建机耕道，乡村马路占地的基础上，还新增了一些土地。到我入伍前，我们那里土地经过平整，一马平川，庄稼长势喜人。尤其是女社员，最高兴了，原来有坟地，总是心惊胆战，坟地平了，心里障碍有无影无踪了。由于旱涝保收，连年丰收。我们村四个对，年终分红都在一个工分一元以上。我队最高时是一元六角五分。可惜后来在高压下搞分田到户，又都破坏了。那年冬我探家，真赶上生产队拍卖公共积累的物资。我的心情十分沉痛。没出房门，与母亲默默对坐。妈妈包的我最爱吃的饺子也没吃几个。后假期没到就提前回部队了。
因家属随军，探亲假四年一次，对乡村风俗也了解不得不多，母亲逝世，回家奔丧，又让我大吃一惊。不仅披麻戴孝的风俗回来了，还大操大办，吹拉弹唱。哥哥姐姐征求我的意见，要不要请一个吹鼓班子。我当即反对。不是请不起，而是刚有亲人去世，心情一悲痛欲绝，让一班人马在这又吹又唱，门口挤许多人看热闹，不伦不类，成何体统。
但有一件事就没辙了。那就是烧纸。而且你想不烧都不行。除第一道纸是自家买的，别的都是相亲送的。说起来也是一道风景，男人来送纸还好，有男眷接过纸来，寒暄几句，就到安置好的位置就席。女人来了，有的还哭上几句。亲属自然也的陪哭。我记得母亲去世接了一屋子的黄纸。问姐姐这些事咋办。姐姐说，烧呗。而且在七七以前必须烧完。也就是说每逢七，就人背车拉，到坟头烧纸。有纸烧，烧的多那是荣耀。
殡葬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老一辈革命家倡议并力行的。这是人类殡葬史上的一大进步。而打着改革开放旗号的人，却颠覆了这一优良传统。搞迷信，讲，建阴宅，活着坑人害人，掠夺民脂民膏不算，死了还大建墓地。胡耀邦两千亩，华国锋一千亩，有的还没死，就以给父母的名义大修墓地阴宅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，一个党的高级干部，甚至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，令人发指。所以说，当前封建迷信的泛滥，与党的政策错误有关，与某些高级干部自我要求不严有关。连资产阶级也明白人人生而平等死也平等，为什么我们的干部要搞特殊化。国家有关部门也有失职渎职之嫌。土地是国家的，是人民的，凭什么有人要多占?为什么允许一些人在死人身上发财？
事实说明中国与一个强大文明的国度还有较大的距离。在中国应发起一个自上而下的移风易俗，殡葬改革的运动，提倡文明殡葬高尚，铺张浪费，封建迷信可耻，各级领导要带头身体力行，以身作则。因为这是我党的一个光荣传统。民政部和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殡葬改革的领导，建立合理的死亡用地规划，严格个人死后占地标准。除英雄和外，不论职务多高，家财多富，都不得多占一寸土地。凡已违规多占的坟地限期纠正，否则依法强行治理，而且允许当地民众强行收回改作他用。
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，土地资源并不丰富。活人盖房占地是改善民生，必须进行。当然也不能超出正常标准。今天有人凭权借势，强取豪夺，多占用的房产总有一天会被人民收回的。死人占地过多，坟地过大，就难以解释了。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，是无神论者。死者长已矣，开一个追悼会，缅怀一下死者生前的善行好事是可以的，大兴土木，建立坟地阴宅，不仅与党的宗旨相悖，也侵犯了人民的利益。即使今人对某些权贵奈何不得，谁能保后人不对那些丑陋的东西不上下其手。于其将来被人践踏，不如现在好自为之。
